梅洛迪·史密斯（Melody Smith），医学博士、理学硕士，斯坦福医学院的肿瘤内科医生和血液病学家，在美国癌症研究协会免疫疗法会议（AACR IO）上讨论了如何通过调节微生物组来影响CAR T细胞疗法的毒性和结果，强调了潜在的未来干预措施和临床整合挑战。
史密斯指出，研究表明，在CAR T细胞疗法前3至4周内接触抗生素，特别是针对专性厌氧菌的抗生素，会增加免疫细胞相关神经毒性综合征（ICANS）的风险，但不会增加细胞因子释放综合征的风险。了解特定细菌分类群在此过程中的作用可以帮助减轻毒性风险。
史密斯还提到了将微生物组分析整合到临床实践中的挑战和机遇。由于CAR T细胞疗法存在制造滞后期，因此在CAR T细胞治疗前有一个窗口期可以进行基于微生物组的干预。未来的进展，如简化粪便采样和测序，可以帮助个性化治疗方案，从而改善患者预后。
当被问及微生物组调节如何减少CAR T细胞疗法的毒性时，史密斯表示，有数据表明，在接受CAR T细胞疗法前3至4周内接触抗生素，特别是那些针对专性厌氧菌的抗生素，会增加ICANS的风险。然而，这些研究并未发现抗生素暴露与细胞因子释放综合征之间的关联。因此，进一步研究抗生素暴露的具体机制，以及哪些特定细菌分类群在ICANS中更为丰富，将是未来的研究方向。
关于微生物组衍生的生物标志物是否可以指导患者选择或剂量调整，史密斯指出，目前尚无支持剂量调整的数据，但有一些早期数据支持微生物组生物标志物的应用。例如，她的团队发现，在100天完全缓解的患者中，Clostridia类细菌较为丰富。此外，尽管不同研究中的具体细菌分类群不完全相同，但它们的功能同源性或重叠性值得关注。
史密斯还提到，药理遗传学/药代动力学见解可能会为个性化的CAR T细胞治疗方案提供信息，但这仍然是一个未来的应用方向。她强调，不仅需要临床队列研究，还需要机制评估，以确定特定细菌分类群是否是健康微生物组的旁观者或驱动因素。
最后，史密斯讨论了将微生物组分析整合到CAR T细胞疗法工作流程中的挑战和机遇。她指出，患者在接受CAR T细胞疗法时，通常会有几周的时间用于细胞制造。这为在制造期间进行微生物组干预提供了机会。一旦有足够的数据支持，就可以在这一窗口期内调整患者的微生物组，以优化临床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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