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即将被当选总统唐纳德·特朗普提名担任卫生与公共服务部长的活动家罗伯特·F·肯尼迪（Robert F. Kennedy Jr.）来说，解决美国肥胖问题——目前成年人肥胖率已达40%——的方法很简单：“首要的应对措施应该是生活方式。”他在12月12日接受CNBC的吉姆·克拉默（Jim Cramer）采访时说道。
而技术亿万富翁、当选总统顾问埃隆·马斯克（Elon Musk）则有不同的看法：“没有什么比让GLP抑制剂对公众超级便宜更能改善美国人的健康、寿命和生活质量了。”他在社交平台X上写道，指的是包括Ozempic在内的新型减肥药物。“其他任何方法都无法比拟。”
因此，在特朗普耳中，这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反映了困扰健康和营养研究人员的一个问题：是否可以通过改变生活方式和食品环境来解决美国的肥胖问题？如果不可以，我们真的想通过让数百万人服用强力药物来解决这个问题吗？这两种方法之间的正确平衡是什么？
许多人发现吃得健康比说起来要难得多。食品公司用廉价且美味的食物充斥着美国和其他国家，这些食物似乎无处不在，随时可得。肥胖研究人员怀疑，当前的食品环境使得许多美国人尽可能地超重。
但首次出现了一种有效的抗衡力量——像Wegovy和Zepbound这样的新型强力减肥药物，让人们可以忽略高热量食物和大份量食物的诱惑。
持有肯尼迪观点的人认为，使用药物管理与不健康生活方式和糟糕食品环境相关的肥胖问题是错误的。肯尼迪在选举前接受福克斯新闻（Fox News）格雷格·古特费尔德（Greg Gutfeld）采访时说：“制药公司指望把这些药卖给美国人，因为我们太愚蠢，太依赖药物。”
但也有许多人像马斯克一样，他自称曾使用过Wegovy，称赞这些新药在改善健康和治疗看似难以根治的肥胖方面的强大力量。
许多健康和营养研究人员表示，他们希望仅通过生活方式的改变来治疗肥胖，但他们并不乐观。他们指出，历史上尝试教导人们改变饮食和锻炼习惯的努力屡屡受挫。多项研究让他们感到失望，削弱了他们的热情。
这在糖尿病的研究中也发生过。1996年，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启动了一项涉及数千名糖尿病高危人群的研究。研究人员带领这些参与者进行了一项严格的饮食、咨询和锻炼计划。该计划效果显著，以至于研究提前一年结束。干预措施使参与者患糖尿病的风险降低了超过一半。
结果如此重要，以至于时任卫生与人类服务部部长的汤米·汤普森（Tommy Thompson）与研究的主要调查员哈佛大学糖尿病研究员大卫·内森（David Nathan）博士一起，在2001年向全国宣布了这一成果，称该研究表明糖尿病是可以战胜的。汤普森当时说：“每天绕街区散步30分钟，我们就能战胜这种疾病。”他还说：“预防有效。”
然而，直到它不再有效。自23年前宣布这些结果以来，糖尿病的发病率实际上增加了。
事实证明，永久的生活方式改变并不容易。“当然，问题是人们作为人，显然发现很难在长期内维持这些改变。”内森在最近的一次采访中说。
斯坦福大学的营养研究员克里斯托弗·加德纳（Christopher Gardner）坚信健康饮食的力量。他进行了多次由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资助的研究，其中健康专业人士指导参与者选择食物，或在某些情况下甚至为他们提供餐食。
研究取得了成功——参与者的健康状况得到了改善。但当研究结束后，加德纳说，当参与者不再有指导或餐食配送时，许多人，如果不是大多数，都回到了旧的饮食习惯，所有健康饮食的好处也随之消失。
“是的，饮食应该是答案，”加德纳说，他曾五年前受一家肉类替代品供应商委托研究其产品。但他补充道，除非对整个美国食品系统进行重大改革，否则饮食将是不够的。
纽约洛克菲勒大学的肥胖研究员杰弗里·弗里德曼（Jeffrey Friedman）博士指出，还有遗传问题。有些人有遗传倾向会变得肥胖，只要食物便宜且充足，他们就会增重。仅仅调整份量大小或食品广告是不够的——如果爆米花卖小袋，许多人可能会吃两袋，他说。
因此，弗里德曼、加德纳和内森得出结论，唯一切实可行的方式是依靠新型减肥药物来改善人们的健康并帮助他们减重。
密歇根大学内科医学教授查尔斯·伯兰特（Charles Burant）赞同肯尼迪的观点，即问题在于食品系统。
他回忆起与一家大型食品公司的经历，让他看到了改变美国人营销食品的难度。他有一个想法，提出一种含有氨基酸的可口饮料，他认为这可能会抑制饥饿感。于是他去找这家大型食品公司，询问他们是否能为他生产这种饮料用于研究。一段时间后，他收到了回复：开发减少食欲的产品不在公司的业务计划之内，他们不感兴趣。
“减少食品销售不是他们的生意，”伯兰特说。“如果你能控制公司或尝试施压以调节它们的行为，我认为这很好，”他说，“但在那之前，直到人口学会吃好东西，我们需要做些什么来帮助人们。”
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凯文·沃尔普（Kevin Volpp）博士担心广泛使用减肥药物。他担心数以千万计的美国人每周注射药物以抑制食欲的想法。
“系统中没有足够的资金突然为那么多人支付药物费用，”沃尔普说。他更愿意为与肥胖相关的最严重疾病的成人保留这些药物。
而不是将药物分发给几乎所有符合条件的人，沃尔普说，国家需要考虑其他解决方案，如营销限制和对含糖饮料征税。他还希望健康保险公司可以帮助补贴那些负担不起健康食品并且有与饮食相关的慢性病（如糖尿病）的人购买健康食品。十一个州已经获得许可，测试使用州医疗补助计划进行此类试点研究，他说。
“这一切就像拼图的各个部分，”沃尔普说。“但我们必须尝试一切有助于使我们的民众更健康的方法，鉴于过去几十年肥胖率从12%上升到40%。”
然而，如何拼凑这个拼图，甚至是否应该尝试，尚不清楚。
对于公共利益科学中心（Center for Science in the Public Interest）主席彼得·卢里（Peter Lurie）博士来说，情况已经足够严峻，需要同时尝试所有方法。
他的组织坚定地认为，食品环境是导致高肥胖率的重要因素，他希望改变这一点。他也描述自己为“某种程度上的制药怀疑论者”。
但当制药行业提供了影响重要结果的强有力数据时，卢里说，“忽视它是不负责任的。”
这也是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局长罗伯特·卡利夫（Robert Califf）博士的观点。在2016年加入FDA之前，身为心脏病专家的卡利夫曾领导杜克大学的临床试验中心，该中心获得了制药公司和联邦政府的资金支持。
“虽然我完全支持帮助美国人改善饮食，但这些药物对肥胖者非常有效，”卡利夫说。“不仅仅是减肥，还可以预防心脏病死亡。”与此同时，“我们必须控制广告，”他说，“我们必须逐步改变农业系统，”并且“我们必须补贴更健康的食品。”
“你可以是一个悲观的老兵，认为这是不可能的，或者你可以保持乐观，”卡利夫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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